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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以前，人们对圣经神学不是毫无兴趣，便是兴趣缺缺。他们都集中于教义的研究，而这教义则是受到教会的传统教训所支配。虽然圣经的证据经常有助于传统教义，但教会的遗传仍较被人看重。由于教会不允许学者有诠释的自由，所以解经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并不存在，传统的教训也就从未受过挑战。天特大会(Council of Trent)的敕令公布了这项声明，他们一方面表现对圣经经文的尊敬，一方面却又承认传统的遗 传具有同等份量，这种环境自然不会鼓励真实圣经神学的发展。现代天主教在被允许较自由研究的思想下，对经文的研究，反倒比以前更重视、更认真了。
改教者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们打破传统遗传的决心，因而在他们中间不难发现对圣经神学的改革趋向。由于改教者以圣经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所以有秩序地建立圣经的教训就成了必然的事了。何况，圣经经文是出于神所默示，已赋与其本身权威性。更正教学者在当时对圣经的研究并不科学，所有的诠释多趋向主观，而非依据历史的研究。然而，他们对神学的看法，却无疑地为后来的圣经神学奠下了基楚。为了对付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强制解经，改教者就执守以经文字面呈现的意义来解释，因而刺激了学者对圣经语文的益求熟练，也鼓舞人为求了解圣经而完全摆脱教会议会的决定，和教皇的敕令。改教者对神学思想的系统化，与从前教义主义的架构截然不同。我们应该知道，当时并没有旧约神学和新约神学之分。他们认为，全部圣经都是对教义的有效支持。因此，在这时期内，没有把新约神学特别分开来研究的必要。 但实际上，经过整个改教时期，一直到理性主义的启蒙时期，更正教神学并没有为渐进的启示做作任何预备的工作，而只促使人们视圣经为一支持教义的证明而已。人们在此时能像新约一样从旧约看出基督而了解圣经的一致性，而不把新约神学当作本质不同的神学来研究。在这时期最严重的问题是，基督教神学发展过程中缺乏对历史背景的探讨。人们以为，圣经文脉的关联不如经文的内容重要，因而对圣经的解释难免仍受教义解释的支配。 现代批判主义兴起时，已然跨入了最近两个世纪，新约神学有了它自己的园地，但同时也遭遇到不少的逆流。第一个教义神学与圣经神学的差异是由P．J．Gabler于1787年肇始的。他批判教义神学运用人的理智作哲学性的探讨，而圣经神学则能通过历史的考验，因此后者应予以重视。其他的新约神学理性解经家，都跟随 Gabler的领导，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借圣经经文来支持理性时代的原则。 初期理性主义的尝试，是对那些受Hegel哲学影响的新约学派的让步，他们影响了学者对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他们也引起了初期基督教历史的重建，使初期的神学研究无可逃避地受到了影响。F. C．Baur对圣经经文的批判，是基于他早先接受彼得和保罗分属不同派系的观念，他视新约为两者之间的一个妥协共存。但是，神学不能建立在把诠释强置于圣经的基础上。这种运动的结果过份强调了历史的因素，同时也只是把Baur的架构重新整编，缺少对新约思想的兴趣。虽然这类理论如今早已被废弃，但Baur对新约神学研究的影响仍是广大的。他对历史耶稣的探索，支配了神学观点长达半世纪之久。 这类历史运动的代表人物是 H．T．Holtzmann，他对新约神学的研究可看作是『自由』思想的代表性陈述。他断然反对一切依据教义主义架构的新约神学研究, 也反对启示的观点；但他却使用神学的标题在他的资料分类中。Holtzmann以圣经经文不全是真实的历史批判之文献，作为他的研究基础。在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学者建立他们的神学在较保守的基础上，较著名的有 Hofmann，Tholuck，Bernard Weiss，Zahn和Feine。这些人虽仍以圣经经文为启示的凭借，却与一般教义主义不同，他们都倾向于更具历史性的研究。持保守神学观点最突出的是A．Schlatter的New Testament Theology 。Sehlatter虽承认历史方面的需要，却仍持守着对教义的偏好。我们会在下一段讨论他的看法。在美国，G．B，Stevens于十九世纪末也写了一本New Testament Theology其中完全摆脱了教义架式，而集中全力于描述各种有关著作文献的说明。 The Task and Methods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1897)是 Wrede所著，这篇文章的出现为新约神学研究带来新的一页。它是一个坚持历史的研究，彻底反对研究教义的尝试。Wrede坚持新约的宗教性重于神学性，这点将于下段再行研讨。只是Wrede在新约的研究上，由于过份反对教义方式的结果，使他的新约神学等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史。不过，他这种坚持研究历史背景情境的神学讨探方式，给了继起的研究很有力的影响。 wrede是『宗教历史』(Religionsgechichte)运动的代表，这个学派就是根据历史来研究神学的。他们以为，基督教必须与其他宗教比较研究，因为前者曾受到后者的影响。这为比较宗教学开了先河。如此一来，新约不再是初期基督教神学的原始来源，而是第一世纪宗教的一部份。无疑地，这会造成人们过份重视犹太教的启示文学。这些研究都不能表现新约神学的真貌，自然也不能实现 Wrede对历史探索的理想，因为重建的历史都是暖昧不明的。Schweitzer的反应，大部份是由于他对『历史的耶稣』之运动的反对。他认为，这种运动纯属非末世论的研究。从这类运动演变来的结果，就是用保罗的希腊化背景，来反对耶稣的犹太教启示文学背景。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产生任何一致的新约神学；反而会形成一种趋势，不是强调耶稣的教训，便是强调保罗与约翰的。自从形式批判主义兴起，形成对『历史的耶稣』的怀疑态度，尤其是Bultmann，大量废弃耶稣的教训，将新约神学完全集中于保罗书信与约翰福音，而这两者都是极富希腊色彩的。Bult- mann的新约神学是这种趋势的典型。 我们实在不能说Bultmann的新约神学是一种纯历史的解说，他甚至根本无此意图。他沿用一种与传统教义研究非常不同的方式。他从当时哲学得来灵感，主张神学性的经文有其发展性，需要不断重新诠释。他据以重新评估的新约经文，都是经过当代神话主义学派所诠释的。所以，在找出永恒真理之前，必须先将经文予以除神话化的处理。因此，从Bultmann的神学研究，我们看不出其历史上的耶稣与信仰中基督之间有任何关联。 并不是所有Bultmann的追随者都怀疑历史上的耶稣，但Hans Conzelmann 的 An Outline of the Theology of the NewTestament仍不似前人那样注重耶稣教训的研究，而只表现出耶稣是稍微可信的历史人物。他的神学仍尝试用存在哲学重新作新约的诠释。我们须问：这种诠释有多少可称作是新约神学呢？ 在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时期间，另一种著重圣经的神学运动，因『历史的耶稣』运动而受到忽视。相对于在不同运动所作的片断研究，圣经神学乃致力于从新约的许多相异中，找出其间的一致性。最能代表这项运动的人物是 Oscar Cullmann。他强调『救恩历史』(Heilsgeschichte)，把神的作为看作与话语一样，同是救恩的根本，而向存在主义神学挑战。由上可知，在新约神学研究中，历史是很重要的一环。但Cullmann神学研究仅限于基督论范围；Floyd Filson亦然。他们两人都没有提供完整的新约神学。 Alam Richardson所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the New Testament是根据新约思想一致性的假定而采取的主题研究。他不甚重视历史背景，因而招致批评。他被批评为对新约不同作者的神学不予以区分。但是，Richardson较他前期的学者更注重新约的一般基础。E．Stauffer的New Testament Theology属于另一架构, 其目的也不一样。他想从新约的思想世界里，阐述某种历史的神学。 J．Jeremias所著New Testament Theology的第一部，讲到耶稣的教训，比Bultmann更重视耶稣教训的重要性，也较少受到教义主义的影响，但他并未对新约神学的治学方法多作讨论。其他从事这类研究的作家有 W G．Kummel和L．Gop－pelt(两册)及两位天主教作家，M．Meinertz(两册)和K．H．Schelkle(肆册)。Kummel的作品系以耶稣、保罗和约翰为中心，因而被批评为受了大多角色偏执理论的影响。Goppelt的神学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耶稣的行动(神学性的)，第二部是使徒对基督见证的异与同。Meinertz将新约文学分类，再依文学方面的适合性选择他的主题。Schelkle也是主题式的研究。法国天主教学者J．Bonsirven将他的神学观点建立在四个部份上——耶稣基督、原始基督教、圣保罗、与成熟的基督教。这与Meinertz的安排方式颇为相似。 G．E．Ladd在他的『新约神学』(华神，1984，1986)中宣称，他是属于历史性的研究，因他相信，他的新约神学有说明历史的作用。他认为，新约神学家须将新约中所有不同的思想显示出来,虽然这些不同皆属见证神借基督所施行的救赎工作。他发现，新约神学似乎是为系统神学家建立根基的。 综合前文所述，可发现新约神学所应致力的方向，历来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大部份学者宁可做不同神学思想的搜集，也不愿作主题式的探讨，惟恐削弱了组成新约各思想家的内在凝聚力。至于所用的一些方法,将于下文多加讨论。想写一本能满足各派不同思想要求的新约神学，实是不可能，每位诠释家只能依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目标来著述。只是他有义务详列他的目标大纲，并标明他所以如此选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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