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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禧年来临，人类面对科技空前大突破的年代，可惜人间却仍是充满苦罪误解，大地资源被消耗污染，人类整体和谐的理想仍十分遥远。中国文化的前景如何呢？中国的希望在那里呢？只有亲临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才能体会其处境。 九月中旬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经两年积极筹划的“中加廉政文化研讨会”终于成功召开，获得中国当局和加拿大政府国际合作发展署的支持。我带同四位加拿大法律专家到中国，与高层官员交流有关法治与人权的观点。结果这四位影响力颇大的加国政法人员，均宣称对中国改观，认为外国传媒对中国的形象颇有扭曲。另一方面，中国亦十分积极吸收西方的人权与法治精神。我见多年的心血得以完成甚感欣慰。在会期中的晚上，我步行到附近的江湾五角场，那是一个极热闹而充满活力的平民市场，许多小商摊贩摆卖。我见到一个小女孩，父母给她买了一个玩具狗熊，她高兴地紧抱在脖子下，她的笑容很熟悉。因为我的女儿少时，我买给她一只玩具熊，她也是雀跃欢笑地，将之紧抱在脖子下面。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女儿梁尔欣正是在中国宣布开放那年(七九年)出生于香港。当时中国仍是一穷二白，人民大多黑瘦艰苦，物质资源极之缺乏，但在祖国经历大灾难的几十年，香港却非常繁荣地发展。女儿在香港相当富足的处境下成长。我记得当年抱着初生女儿听黄河协奏曲音带，忽然悲从中来，中国啊中国，你什么时候可以走出苦难呢？心中产生一愿望，就是中国的孩子不要再因战争和内斗而受苦，盼中国下一代能过和平富足的日子。二十年了，中国经历很多的曲折和困苦，眼泪和血汗交织出一庄严的奋斗，终于孩子们已能快乐地拥抱玩具狗熊。然而不要以为已达到理想，在中国仍有很多文化上衰颓封蔽的现象，一切仅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前面道路仍很遥远。 十月初，我去到北京，天安门和长安街上人山人海，扶老携幼，兴致勃勃争看国庆大典彩车。回想在历史的过去，天安门也曾带来不少痛苦和伤害的记忆。但在这世纪交替的一年，我看到广场上的每个人都是如此高兴快乐。我与人民聊天，发觉他们也有很多不满，骂这个骂那个，但骂完以后还是笑得开心，这情况与香港刚走上繁荣的七八十年代很接近，社会当然面临很多问题，人民的意见很多，但社会基础仍是稳定。我有信心肯定，这一切社会问题都可得解决，因为过去香港也面对不少类似问题，后来都能成功处理。几天后，我到新疆考察和访问，因为修路，汽车临时改行到以前并不通行的农村小路，在那儿见到路边的小孩、年轻人、老人，都面带笑容，也向我们外人挥手。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中国，世纪末的中国。从九二年到九九年，七年的奋斗建造，人民终于多了笑容，中国看来甚有希望。 中国绝不是已经完满，目前仅是较前富足，离富强仍是很遥远，也不能骄傲地以为可以超英赶美，西方仍是远远比我们进步，中国要克服的难关仍是极多。中国成功地加入世贸，加入地球村的大家庭，但也将面临世界性的强大竞争，故必须建立先进的人才队伍去响应，但下一代如何栽培呢？腐败贪婪之风气，正在塑造着下一代之心灵，文化衰靡低落，也腐蚀走向先进的基础。回顾西方文化几百年不断的进步，在于其有很大的清教徒伦理，以诚信正义为做人之本，建立商业上互信互助的精神，使市场经济不成为诡诈的世界，加上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建立法治，结果正义可产生利益，如左传记载孔子所言的“义以生利”，使社会突飞猛进，成为左右世界的力量。中国要向前发展，亦须借鉴西方的成功，巩固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作为进步之动力，否则市场发展会变成菲律宾或印度的模式，而陷入泥沼。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必须建立向前奋斗的希望，而不必因世纪末的末日气氛而焦虑。目前世纪末出现了很多灾异现象，如地震、水灾、战争、犯罪等，不少邪教奇说以末日信息收买人心，世界各地亦出现不少奇谈怪说的邪教，教主自称己成活佛或证悟大法，能飞天隐身，甚至超越释迦耶稣，主张末日已接近，要信仰这位教主的“大法”，才能免灾。因此形成一些盲目的俗众潮流，冲击社会。这都是文化衰落，人心虚弱的现像。 末日之说，即所谓末世论，本是来自基督教传统，但其原义是激发人向上，而不是鼓吹消极。耶稣基督曾说过一些末世预言，指出末日前有很多现象，如以色列复国，世界性的地震、饥荒、瘟疫，种族冲突，国家互斗等，在目前的世界中似乎确是频密出现，看来预言都在应验中，难怪末日之说甚嚣尘上。但在西方精神文化主流的所谓末世论，却绝非用末世论来消极愚民。反而是抱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如德国著名神学家莫特曼(Moltman)指出，末日是一种对“未来”的境界，也是一种“希望”的神哲学。那是相信总有一天完美的世界会来临，目前人类虽然经受各种痛苦、灾难，但这不是最后的处境，一切困苦，总有一天会得到改变，这是人类盼望的根据。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在这里提出“既济未济”(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观念，指对真理的体悟已开始了，但未完成，天国并不是指死后去的完美世界，却是如今已临在于人心中，当人经历对真理的了解后，即已在心中体会了美善的价值，故美善的国度已经开始了，但仍未全盘在现实世界完成，世界的理想永未完成，人永须奋斗下去，但这奋斗不是无望的，因有新天新地终必来临的应许。故此人不因目前的困难而消沉或自暴自弃，始终对未来有一个信心，从而超越现实，批判现实，改变现实，奋勇闯向未来，这是末世论的深度意涵。 事实上，生活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马克思，也曾经继承了这种精神。深信未来会有理想世界，而为之向前奋斗，成为改变世界的动力。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伯劳茨(Bloch)，特别提到一种希望的哲学，他指出人对一切有惊叹，惊叹是“表达一未知领域，一种未济(not yet)。”这是人反省的基础，他又说人会做梦，那就是建立可能性，向前看，向前有盼望，故奋斗须无止境下去。理想永远在未来，他亦说明这思想在文化根源上来自圣经。这也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所谓already but not yet是一致的。 在中国古代文化，多讲当下领悟及“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很少谈到“未来”及“希望”的境界，故中国知识分子多重“调和”，自命境界很高，却很少发展“未来”的希望哲学，其实在易经的思想中，本就有“未来”的暗示，易经最后两卦，是“既济”和“未济”。前者指一切已完成，后者指仍未完成，这是一奇特的吊诡，同时完成与未完成，是从一变化发展角度看世界，某一价值己在发展中完成，但未来仍有发展，故由未来看仍未完成，一切仍要奋斗下去。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大化流行，刚健创发，人面对这创造性的宇宙，须永远增强自身，永不止息。 到了中国近代，康有为在西方冲击下，将孔子的三世理想视为一未来领域，不过讲得太死板，影响不大。能综合基督教和易经“既济未济”观的，是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深深体会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一位基督徒，所以他临终时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其实从一角度看，革命确已完成，但革命的理想又未完成，人必须永远奋进努力。这不单是对时代的洞察，也是充满人生哲理的话。生命怎样才叫完成，谁有资格自称成圣成佛，国家社会怎样才叫完满，谁敢宣称已成乌托邦，今天已完成的只是未来的一些条件和基础而已。而未来永需要信心，盼望和爱心去勇闯，一切虽然 already ，但还是 not yet。 今天的中国，也是“既济未济”，一切已发展出一个规模，但同时社会还有腐败陷溺、道德低落、文化颓废，那么，人们就要有所努力自强，永远奋斗，永远相信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以这个信念来不断改变这个现实世界，期待更好的未来。 今且以中世纪圣芳济各的著名祷告，来代表我们对新世纪的一个人生态度：“上帝，求你让我成为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神圣的上帝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只有先付出，才能有有接受，先宽恕，才会被原谅，先牺牲自己，才能拥有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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