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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会与国家 对于何时为中世的开端这一问题，历学家们观点众多，但中世大体开始于罗马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ek）登上教皇宝座之时（A.D.590）。罗马主教是否继承彼得的使徒职权的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以后，到格列高利时期完全立足了脚。虽然说明格列高利自身有广阔的理想和不屈的实践能力、教会行政能力，但是是由普世教会运动的对话力量而形成的。 如此，罗马教皇的势力在教会内部得以巩固，不仅比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安提阿教区主教、耶路撒冷教区主教、亚历山大教区主教更有教会权利，而且渐渐出现了在世俗国家内部行使权利的现象。 在A.D.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尔斯大帝的帝王冠式使教会与国家的微妙关系，即教会利用国家、国家利用教会的关系，教皇与世俗王的利害关系渐渐显露出来。 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应查尔斯大帝的请求，给他加冕。查尔斯大帝每天阅读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并抱有在欧洲社会实现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千年王国——“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的理想。 依据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他认为千禧年王国不是在历史的终点实现的国度，而是在历史当中巡礼的教会，教会是神国度的现在面貌（representative）。查尔斯大帝因误解无千禧年说，梦想用政治的力量来将中世基督化，从而支配世界。 教会和国家的对立关系最为尖锐化的事件发生于A.D.1077年的卡诺莎（Canossa）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就德国神职授任权与格列高利七世（也叫希尔德布兰，Hildbrand）发生争执，结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废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登上阿尔卑斯山，在坚固的古堡卡诺莎城门前，冒着严寒赤脚下跪，告解圣事三天。 这种戏剧性的忏悔行为不仅使丢失的教籍重新得到了恢复，而且得到了罗马天主教主教们政治上的帮助，获得了政治力量， 最终将格列高利推下教皇的位置，亨利四世转败为胜。 A.D.1198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任教后中世教皇的势力达到了顶点。他把自己的职责看成是半神式（semi-divine）的存在，即他说自己是位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在神之下、人之上。他还认为自己是基督的代理者（vicar of Christ），或者甚至确信自己是祭司长，是王的麦基洗德。他声称“如果王不衷心事奉基督的代理者，就不能正确地统治国家”，而且认为如果说王拥有世俗的权利，那么祭司在灵魂上拥有权利，正如灵魂比肉身更贵，祭司职也比王职更宝贵。还说“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 这种教皇的势力不仅在世俗国家得以实行，而且在教会的灵性治理上表现出其强权得以实行，即所谓的宗教裁判（Inquisition）。这从A.D.1229年图卢兹会议（Synod of Toulouse），将当时的灵性运动的追随者卡特里派（Cathari）和韦尔多派（Waldenes）的平信徒读圣经事件加以定罪开始的，因为当时中世的拉丁语翻译圣经波尔基特（Vulgate）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读。 A.D.1232年，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表露强烈地出处理异端的意向时，怕其政治野心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任命了一批调查员。他们是由教职人员和平信徒组成，并起裁判陪审员的作用。他们在各各地方走动，调查有嫌疑的人们，这些人由教区祭司们召集的。他们曾以宗教的名义将伽利略等科学家们的地动说定为异端，将宗教改革的先驱者约翰·胡斯（John Huss）、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等人定罪，并将加以处刑。 罗马教廷使中世成为黑暗历史的最致命事件，就是十字军远征（Crusade）。教皇高高凌驾于世俗历史和国家之上，犯下了在世界历史中错误地引导历史方向的罪恶。不管将战争怎么美化得多么美丽，甚至称其为圣战（Holy War），但在神和历史面前都是无法正当化的。 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Ulban Ⅱ）的号召,参加讨回被塞尔柱人（Seljuk Turk）占领的耶路撒冷（1071年）自愿军达数万名。因塞尔柱人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们认为这次战争是从异教徒手中重新讨回自己圣地（holy space）的圣战（Holy War）。这十字军远征经历二百多年（A.D.1074-1291）连续七次。 第一次是应拜占庭王国的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us I）的防卫塞尔柱人呼吁救援开始的。很多王参加了这次远征，一时在耶路撒冷的数千名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惨遭血腥屠杀。占领后于1100年建立了拉丁王国（Latin Kingdom），但1187年又被塞尔柱人收复。 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甚至利用了威尼斯商人的船。因无力支付船费为理由，应威尼斯商人的攻击要求抢劫了君士坦丁堡。 1212年还组织了少年十字军。法国的牧童斯蒂芬（Stephen）和德国科隆的少年尼古拉（Nicholas）召集了数千名少年。可惜这些少年十字军流落于意大利，甚至往圣地去的途中被拐卖为奴隶。 从此，开始出现了赎罪卷（indulgence）。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克雷芒（Clermont）宗教会议上讲道的时候，许诺说给参加十字军远征的人授予完全赎罪卷，还应许奖赏不腐败的冠冕。 这样，赎罪卷不仅被政治所利用，而且为偿还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工程和弗择银行（Fugger's Bank）的债而进行的买卖赎罪卷的行为，从此击发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正如雅各·布尔哈特（Jacob Burkhardt）所指出的历史的三要素是政治、文化、宗教的话，那么宗教凌驾于世俗文化和政治上，导致了中世纪的黑暗。相反象希特勒时代，宗教隶属于政治，被政府所利用也是不可以的。就中世时代，按路德的两王国说那样，政治与宗教应该分离。 教皇的领域与国王的领域应该分离。但是两者之间不能毫不关心，或相互对立。正如理查德·利伯（Richard Niebuhr）指出的，教会应该具有对国家和政治的预言家能力和变革者（transformer）的能力。 （讨论题目） 思想一下正确的国家和教会关系，即政治领域与教会领域应当如何关连起来？ 第二节 中世纪的灵性运动 第一次十字军时期是强调避世主义、禁欲主义、神秘主义的敬虔和修道院生活的信仰热忱增强时期。其中最重要的运动是十二世纪的西多会（Cistercian）。本尼狄克派的修士罗伯特（Robert）痛感当时的修道院散漫的灵性，于1098年在西多（Citeaux）创立了非常严格的修道院。饮食、起居、环境非常朴素。 当代最大的圣者——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使西多会大为兴旺。伯尔纳1115年在克勒维斯（Clairvaux）也办了修道院，并终身为此院院长。他彻底的献身是基于对基督的爱，所以他那充满福音性的信仰博得路德和加尔文的赞扬。 特别是在他的著作《雅歌书讲解》（Song of songs）中讲述了很神秘的灵性，即三个阶段的吻（three kisses）。 第一阶段是亲脚的吻，即正如某一个女人用油洗耶稣的脚、亲吻、流泪悔改那样，是认罪悔改阶段。 第二阶段是亲手的吻，即因信称义而心灵享受平安。 第三阶段是亲耶稣嘴的吻。这是被爱，被圣灵充满的象征。强调信仰的最大喜悦来自圣灵和爱的充满。他解释说，这充满是从耶稣口里所出的话来达到的。 多明我修道会（Dominican）是由圣多米尼（Dominic）创立的（A.D.1170-1221）。他想要以保罗为榜样用讲道得人。他采取圣奥古斯丁的规矩后，1216年得到教皇豪诺里乌斯三世（HonoriusⅢ）的认定创立了教派。他采取了自我否认和乞讨修道的原理，每天乞讨。结果修道院得以迅速发展，待他去世世竟然达六十所，而且还继续增多。 他以对学问的强烈热忱来强调讲道的教育，而且因他的主知主义（注重知识）的性格显露出了贵族的风采。所以在多明我会，阿尔伯特·马克诺斯（Albertus Magnus）、托马斯·阿圭那（Thomas Auinas）、神秘主义者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陶勒尔（Tauler）、改革者萨维纳罗拉（Savonarola）等杰出的人物倍出。他们以“主的狗”（Dominican）为名高扬真理，严守真理，甚至成为铲除异端的前线宗教裁判员（inquisition）。 方济各会，较比多明我会的教徒更受群众的尊敬，此修道会是意大利阿西西的圣者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si: A.D.1182-1226）创立的。法兰西斯是其洗礼名，本名为伯纳多（Giobanni Bernadone），是阿西西布料商人之子，重病得治后开始悔改。从阿普里亚（Apulia）战争还乡后，更加深刻悔改，每当他见到麻风病人都禁不住他那怜爱之心。 他在罗马朝圣的时候闻主呼召，即保守神的家的声音，回去以后卖掉父亲仓库中的大批衣服布匹来修复达米安教堂。这种不象商人的大方的举动触怒了父亲，他父亲领他到主教那儿，取消他的继承权。当时他将父亲的外套也还给父亲说，除天上的父亲以外没有第二个父亲。 他的一生绝对贫穷，过效法基督的生活。和他一起过乞求生活的兄弟们都出身于老百姓。法兰西斯的兄弟们作为效法基督的团体，以爱结合、帮人农耕、帮助麻风病人和被抛弃的人、过一个彻底贫穷的生活。向鸟儿讲道，鸟儿就为他合唱，徘徊与村里的恶狼也被他们感化，变得善良温顺。 他四十天禁食祷告，乞求在两手脚上显露出基督十字架伤痕（Stigmata），果真三天之内两手，两脚和肋间流血之后，出现了象耶稣般的钉痕和枪的刺伤。 弗罗里斯的约亚琴（Joachim of Floris 或 Fiore: 1145-1202）作为西多会的修士，即是修士院院长，同时，又是预言家。他将历史分为圣父时代、圣子时代、圣灵时代。 圣父时代从亚当到基督（四十二代），是律法的时代，是幼儿期和新婚的时代（ordo conjugatorum）。圣子时代是从基督到基督的再临（四十二代），是恩典的时代，也是青年期，被看为祭司时代。圣灵时代是从耶稣再临以后的四十二代，是爱和自由的时代，是老年期，是修道士的时代（ordo monachorum）。 他作了关于修道院异像的梦。预言说，将再次出现象以利亚和摩西的修道士，果真圣法兰西斯运动和圣多米尼运动先后掀起。并且，他将圣灵理解为自由的灵，解放的灵。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自由的历史进程，这一点也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和解放神学与民众神学。 中世纪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7）。新柏拉图哲学在十二、十三世纪得到复兴。爱克哈特用新柏拉图方式理解万物中真实的存在者是神，认为人的灵魂里有神的火花。他追求神在他的灵魂中诞生而达到完全的交通。 结果，他陷入了不需要通过基督的中保也可以与神联合，人可以成为与神同一的泛神论倾向。 爱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形成了德国的神秘主义，影响了约翰·陶勒尔（John Tauler），约翰·斯陶皮兹（John Staupitz）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路德虽然批判爱克哈特的神秘主义，但他接受了陶勒尔的基督受难神秘主义（in Christ），并在1518年出版了《德国神学》（Theologia Germaniae）。 （讨论题目） 谈一下中世灵性运动的长处和短处，讨论一下可以应用于我们灵性运动的要素是什么？ 第三节 中世经院神学 十字军远征使法国产生了新的政治要素——叫城市人的第三阶级。在精神上空虚无知、狭隘心胸的环境下成长的大多数人们看到了西方世界无限的精神地平线，华丽的城市包容了东方国家和古代的文明。如此传来的东方的知识、阿拉伯的知识，使西方世界掀起了知性觉醒运动。其中最显著的运动是经院神学（Scholasticism）。打开这经院神学时代之门的学者是圣安瑟伦（St.Anselm:1093-1109）。 安瑟伦在神学领域作贡献的著作《上帝为何成为人》（Cur Deus Home？）中展开了以客观的救赎论为根据的理论。即神因人类的堕落和犯罪而非常难过，所以应该有能满足神难过之心，将被夺去的名誉重新归给神的人。但人都是恶的、堕落的、没有让神喜悦的能力。只有无罪的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人世才行。他强调只有背负人类全部罪恶的完全之人和完全之神的基督才能满足神心意的满足说（Satisfaction Theory）。 并且，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中，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理性获得信仰，而是强调信是神学的出发点。他解释说以信仰为根据时能达到认知就叫credo ut intelligam。 但是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rlard: A.D.1097-1142）坚决地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为基础反对客观救赎论的主观救赎论。他解释说比起基督的十字架事件，更是由他所达成的和解加上我们的爱的参与从而得到救赎。即人类意志的主观功劳和努力应成为前提。这是阿伯拉尔的普遍概念，我们称其为“概念主义”（conceptualism）。 在信与理性的关系中，他主张理性先作用于信。即“理解而后信”（intelligo ut credom）。我们先努力理解后，才用信接纳那不能把握，不能探究的东西。因而自然地增大了人类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的善行和努力。 这种善行思想是受到贝拉基（Pelagianism）主义的影响。中世经院主义可以说成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贝拉基自由意志（善行）的结合。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恩典也是超自然的人类本性（Super-natural）。 中世经院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神学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A.D.1225-1274）。阿奎那在他的庞大的平生之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1265-1274）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称之为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既是在自然现象和创造现象中寻求神的启示的，重视人的思辨（speculation）之神学。即可以说一种想通过理性的追求和善行的努力达到神面前的神学构造。 但是奥古斯丁和路德阐述了启示神学（Theology of revalation），即上帝将他的恩典、慈爱和公义显现给我们，赐给我们、披戴给我们，以此我们才能理解神。 关于上帝的存在，阿奎那提出了五大论证： 追溯历史中推动的根源必有第一动力（first mover），归结世上所有的善必有最完善的善（supreme goodness），寻求世上所有的原因必有最初原因（first cause），寻求世上的等级必归结为最高等级（first degree），由此可以证明他就是上帝。 这种亚里士多德似的理解也出现在他的圣餐论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将本质（substance）和事件（accident）区分开来，即，圣餐的气味、颜色、味道、模样的偶然性（accident）无变化，但饼和葡萄酒的本质（substance）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他认为这些经过执行圣餐的祭司们祝圣后真正发生变化。 而且阿奎那还直接将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提出的七件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餐、终傅、神品、婚配）确定为中世天主教的圣事。但是经院主义哲学的框架中也渐渐开始研究奥古斯丁。这种神学发展通过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开展起来。这种发现奥古斯丁的神学运动为路德的神学再发现铺了路。 （讨论题目） 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下神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本性），并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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