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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最近有很多争论，主要由政治问题引发。本来中美两国文化过去有相当好的互动。美国作为一年轻的文化，对中国那深远历史及社会文化智能和特质产生很多兴趣，中国作为年老而又想更新的文化，也很想吸收美国的法治和民主，这原都是在良性互动之中。 但政治上的猜疑，却又使两方文化的交流了解受到很多阻碍。这种猜疑来自人性的阴暗面，就是总要先怀疑不同者是否有邪恶动机，将怀疑当成真实，之后即引发成民族文化冲突。这种猜疑在冷战期发展至极峰。到今天，这些冷战的猜疑心仍藏在一些人心中，如最近，美国舆论突然指称中国间谍已经渗透美国高科技界，一些跟中国进行正常交流的学术活动，也被指称涉嫌窃取美国机密情报。主要媒体都参与这种所谓间谍新闻的炒作，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次间谍风波始终没有证据，所有的故事不外是传闻，而这种传闻竟主导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舆论思维，并且引起了对中国整体上的怀疑，进而产生一种对中国的恐惧。这使中西文化的良性互动受到很大破坏。多年前美国传媒曾说外星人入侵地球，而且已经隐藏在美国的主要部门。这种传说经过媒体渲染后，也使很多人信以为真并造成恐慌，后来才发现这是无稽之谈。然而，这种无稽之谈也可以提出很多所谓的想法，就是韩战时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这种敌人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在六七十年代一些的间谍电影里，坏人背后的都是穿中山装的中国人，手中握有核武器的秘密情报。这种形象潜移默化，产生了猜疑之心。其次，近数十年华人科学家在美国冒起，渐取代西方人在高科技机构的地位，这都令以西方人为主的科技界妒嫉与不安，渐由和谐走向对立。 这种传说和谣言，表明了对其它族裔的不信任的心态。这种心态中国以前也有。明末利玛窦和其它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由于是西方人，那时就有很多官僚认为他们是夷狄，其心必异，一定有其它目的。这难阻了中西的正常交流，拖慢了中国接受现代文明的开放性。到清末以后，因为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所有的外国人都产生了反感。一九四九年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初韩战期间，在中国的西方人及传教士都给定性为特务、反革命，被赶跑或抓进监狱。在这同时期海外华人在西方也很难抬起头来。中西方进入全面对抗的状态。 近年来，中国已开始认识到这种历史的偏见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一些学者经过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否定了不少传教士对中国进行特务侵略的传说。中国的书刊已公开为传教士平反，如著名学者袁伟时，曾为文指出有很多传教士都十分爱中国，有的传教士到中国生活了几十年，长期在中国服务，最后死在中国，更有些死在贫穷的山区或农村。那些地方毫无情报价值，他们如何进行间谍活动？最近我跟一位中国留美学者进行交流，他提到在美国认识的一位教授，一家三代人都生活在中国，其经历非常感人。这位学者进行对这个姓马天生(Mantinson)的家族研究，发现原来其祖父生在挪威，后移民美国，因感到一种关心中国人的使命，二十多岁就与妻子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来中国，选择在贫困的河南农村服务。这位学者说，一个间谍怎么会把婴儿也带到贫困的中国农村呢﹖祖父马天生四十多岁时病死在农村，原因是当时中国农村不具备医疗条件，其后，妻子不再得到原先教会差会的经费支持，只有一笔微小的抚恤金。但是，她仍旧维持着对中国的感情，留在了中国，用抚恤金买地养牛羊，靠售买牛奶为生，同时继续为中国农村服务。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她还用自己的外国人身份，保护不少中国百姓和孤儿，并向日本侵略军的少佐传教。战后，这个日本军官果然悔改，并信奉了基督教。她的儿子也一直在中国长大，在二十多岁时到美国读书并获 博士学位，本来可以在美国担任大学的院长，但他还是回到了中国，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他又在中国生育其儿女，就是今天著名的马天生教授。直至五十年代初，他和母亲一起被赶出了中国。他们筹建了香港的道风山研究院，道风山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重镇。 此外，有一次我在美国演说时，得到医学院副院长的接待。这位名叫陈振威的医生告诉我，他原是一位孤儿，父亲去世，母亲贫穷，无法养育，结果被一位美籍加拿大人微牧师收养，与一批孤儿共同长大，供书教学，到最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代名医。是那位外国人的爱心栽培，才使他成才，不致流落街头，成为乞丐。原来这位微牧师二十多岁时到中国，建孤儿院，也在抗日期间保护了不少孤儿。四九年后被指责为间谍，但找不到任何证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心挖出来，发现里面只有两个字：中国。后来他到了香港继续帮助孤儿，一生就这样献给中国人。陈振威十多岁时到了美国，先是在美国贫穷的黑人区艰苦维生，在餐馆里洗碗打工，但他记得牧师对自己的爱和希望，奋发读书，考取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到哈佛，获得了心脏医学博士。现在这个孤儿已成为美国一个很有成就的中国人。我发现，原来外国人在中国也曾做了很多美丽的事，但我们都不注意，只有后人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我们才明白这些外国人原来很爱中国。 同样，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有很多爱心和贡献，如加拿大卑诗省前省督林思齐，就帮助过不少西方人和慈善机构。再如美国科技的进步，也离不了万千华裔科学家的努力，他们也是很爱美国的的华人。当中国和美国有政治观点相异时，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必须区分清楚，一些冲突是来自政客与传媒，而不是美国人，美国也当知道，不要把所有华裔视为特务。华人对北美经济和学术的贡献，是美国成为超级强国的条件，中国人一向不是美国人的敌人，美国也不是中国人的敌人。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原是朋友相交的一个年代，大家还在互相怀疑？中国民间已不再像冷战时随便把美国人看成间谍或特务，反而美国还在继续走着这样一条路。这就说明文化上的理解、对话、沟通还是很少，怀疑会演变成对立，对立变成对抗，对抗变成冲突，而生灵涂炭就是这么造成的。 中国以前处于一种与外界的严重怀疑和对立情绪之中，但现在已经逐渐从对立走到对话、从对话走到信任，这过程已建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不仅在对外国的文化，需要有对话和信任的态度，就是在中国内部，也需要对话，通过这种渠道来建立一种可以承认不同，而不同之间又可以互相欣赏的一种和谐关系，相信这种精神所代表的文化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对中国人来说，很难强迫西方作任何改变，但我们先走这一步，用不亢不卑的态度，不须崇拜或讨好西方，也不必排斥反对其先进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先以和谐、爱及宽恕的心来响应西方文化，使别人感到有一种仁厚的摄服力，慢慢即产生对话条件的建立。互信是对话的始点，人如何能互信呢？只有当心灵超越动物间斗争的心态看他人，而知道对方也是人，共同的快乐与痛苦，有共同的亲情与生存挣扎，从人性层次来建立互相之感应沟通，那么我们即可深入感受他人的生命内涵和感受，而发觉对方与自己同是人类的一份子，虽然大家各有不同，但仍可有沟通和了解。 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处境，本身正在否定沟通可能性。当代自由主义的极端，及新左派批判理论的极端，产生了虚无主义，人人为所欲为，终至毁灭了下一代的价值观，产生近期多次校园枪击的悲剧。近期美国却有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名韦尔逊(James Wilson)，他并不是从哲学科班出身，是哈佛大学政府行政系及洛杉机加州大学行政管理系的首席教授，他在一九九三年出版名著《道德感》(Marol Sense)，在一般亳无价值内涵的当代伦理学中，重建人性及人的价值，以人类那不忍他人痛苦的同情心，及人为平等和责任而作抉择的良知为基础，指出道德感是普遍的，始于父母子女的亲情，发而为恻隐及公平的要求。价值的根源在家庭与社会的感通关系，而不在孤离的个人或整体的意识形态。他指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错误地视人为自由自主的纯个体，而漠视了在关系中建立人的情味与价值。韦尔逊的观点与中国孟子的观点，十分接近，以人性人情为仁德之本。 建立人类的互信，其思维不能始于孤离的个人主义，也不能依赖整体的民族主义，前者形成人与人猜疑的条件，后者创造民族与国家冲突的根源。互信的基础，在家庭伦理亲情，父母子女兄弟均有天然的信任，由此以扩大到社会国家。有了互信，才能建立健康的经济和政治，腐败才能根绝。西方近代文化互信之始，在清教徒文化，结果成就伟大的近代西方文明。我们前述所讲那些爱护中国人的西方人，是这文明的产品。至当代孤离的个人主义及西方的霸权主义兴起后，西方才渐破毁其原有精神价值，进入虚无的后现代世纪。中国经过百年内忧外患，其互信精神亦破坏净尽。要走向真正的清廉富强社会，仍须努力重建人性共同的价值，一种能感通互信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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